当前位置: 网站首页 > 咨询 > 婚姻心理

详细信息

婚姻家庭案例一


时间: 2013-08-28 15:28:20  来源:

  • 姓名: 某家庭个案 性别: 女  年龄: 略   
    教育程度: 略 社会经济地位: 略 婚姻状况: 未婚   
    外在表现: 略   
    表现出的问题:   
            这个个案目前的问题是哮喘病,出现在两个孩子身上。  
      孩子的问题是家庭中问题所表现出的症状。   
    既往生活史与当前生活情景   
            该家庭三代同堂,以外祖母(安妮)为首,61岁,在家庭中年长且最有影响力,母亲(贝帝)38岁,离异。是四个孩子的妈妈。四个孩子是同母异父。家庭常处于混乱状态,母亲显得沮丧。   
    心理社会发展历史   
            无       
    既往健康状况与治疗史   
            无        
    专家分析、评估与治疗过程   
    治疗过程:  
    第一次会面  
            我们在中心的会客室中见到这个家庭,并向每个成员介绍了我们自己,握手表示对他们的欢迎。这次会面有4个家庭成员:安妮,贝蒂,安迪和约翰。把他们送到治疗室之后,我们进行管理性的工作,设定费用及签订条款。安妮表达了对录像带的顾虑,但我们尽力让她安心,并让她在治疗前觉得舒适。在着手进行治疗性“事业”之前,我们就尽力加入到家庭当中。  
            这一阶段是从“什么使得你来到这里?”这一问题开始的,并向4位家庭成员强调了这个问题。安妮首先说,男孩子们有哮喘病,他们希望通过治疗有可能得以解决。我们遵循一个总的原则,就是让每个人表达自己的思想,这将有助于引导我们和他们一起讨论男孩子们的哮喘病的本质所在。作为治疗师,我们两个人与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和孩子们一样有哮喘的时候。这些是我们试图参加进去的一些努力,这样的态度使得我们和男孩子站在一起,即使当他们被家人当作替罪羔羊的时候。在这时,安妮打断每个男孩子的谈话,修饰或限制他们的回答,给我们的暗示就是权力是这个家庭的问题所在,从而提供给我们诊断性的信息。为保持均衡,我们问贝蒂同样的问题,她回答哮喘是一个问题,但也存在纪律问题。安妮再一次打断谈话,说“我同意她所说的,但是有一个例外……”在听完安妮发表的修饰之词以后,我们注意到贝蒂在哭泣,但是我们没有直接提及她的眼泪。  
            这时,贝蒂表达了她沮丧的情绪,于是我们问她,她所期望的治疗的理想结局是什么样的。我们觉得在不了解背景的情况下强调症状,会更加剧症状的恶性循环以及症状本身。如我们的第一次干预,我们没有介入到她的沮丧情绪中去,但是我们询问她想要做什么,而不是她现在所做的。贝蒂回答说她希望家里多些平和,因为现在有太多的摩擦,尤其是她和安迪之间。我们想要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安妮打断了我们,并再一次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然而,我们询问安妮和贝蒂的关系,把这作为可能存在的问题之一,为诊断提供更多的资料。因为我们不想进一步介入到贝蒂的沮丧情绪之中,于是我们把注意的焦点转移到男孩子身上,从他们身上获得更多的信息,让我们更加进入他们当中去。我们发现男孩子有不同的父亲,于是我们探究他们和他们父亲的关系。  
            又回到贝蒂,我们询问她与男孩子们父亲的关系如何。她表现出她的无助,并且说她母亲扮演了丈夫和父亲的角色,就像扮演姥姥的角色一样。这时,我们很有可能把我们的价值观强加到这个家庭,于是,我们直接问她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她开始哭并掉转她的视线,于是我转向安妮,问她,她是怎样扮演了丈夫和父亲的角色的。她表达了对如此多的事情的不满,但是她觉得当贝蒂进入了“她情绪的低谷”时,有义务承担起这些角色。贝蒂哭着离开了房间,我们无力阻止她。家庭的每个成员都表现出想要解释贝蒂的沮丧,但是我们没有允许那样做,并且表示当谈及她的时候,她应该在这儿。我们询问他们,他们对贝蒂的沮丧情绪应该负有多大的责任,这引出了男孩子们对她的权威角色的不重视,以及他们的姥姥允许这样做的情况。  
            贝蒂回来了,我们没有强调她的离去,以避免给她贴上病人的标签。这时我们决定直接处理母亲的问题。在此,当自身不发生改变时,我们使用我们的权力去改变这个系统。我们让孩子们不要去问安妮该怎么做,而是直接让贝蒂自己做出她的决定,并禁止安妮做什么决定,在这一阶段,当他们按照要求做的时候,我们重复强调并及时强化了这一点。当他们按照要求做的时候,我们对这一阶段做了小结,并派给他们家庭作业。  
            在做小结时,我们觉得除了贝蒂,我们和每个成员都融合在一起。我们也不再费更多力气考虑她,因为我们无法创造一个融进她的环境。我们的评估似乎很合理,并被家庭成员所接纳。我们的干预制造了一些行动和强化。我们对贝蒂的疏离感到沮丧,但是我们有信心在其他人的联合之下,让她回到治疗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治疗当中的一些行动使得我们相信形势会改变,从而提供一条途径让我们融进贝蒂的世界,而不是接触到她的沮丧。我们重新分配安妮作为女家长所拥有的权力。这样贝蒂能够停止其沮丧情绪。我们的干预就是被设计成支持这一点的,即如果他们没有按要求做家庭作业,让男孩子们走向他们的妈妈,在这一阶段,让姥姥把他们“踢回到”她们母亲那儿。我们分享到姥姥的魔力,她像一个网球运动员,开局后用球拍打男孩子们,把他们送回到他们的母亲那儿去。  
    第二次会面  
            安妮、贝蒂、安迪和约翰,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密切尔和艾丽斯,都参加了这次会面。我们同样和他们握手,并介绍了我们自己。我们发现家庭成员按性别和出生顺序排列。安妮、贝蒂和艾丽斯坐在一起,而安迪、约翰和密切尔坐在一起。  
    家庭成员们报告了他们的一些改变。然后我们就问:“你们今天想干些什么呢?”贝蒂说:“和上次一样。情况正在变好,但我们需要做得更好些。”安妮表示同意,而不再像通常那样进行修饰或评价。我们建议贝蒂向密切尔和艾丽斯描述一下上次所发生的事情。这种举措的设计是为了更进一步改变安妮为一家之首的情形,而让贝蒂更好地控制孩子们。  
          这一步之后,我们进入追溯历史这一部分,告诉大家我们正寻找问题的根源所在。在这一阶段中,贝蒂介绍了她第二个丈夫对她身体上的虐待。她提出这是她情绪低落的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影响孩子们行为的一个很重要因素,因为年龄稍大一点的孩子们曾亲眼目睹过。我们把她自我认识到处在一种恶劣关系中的弱点化为一种力量,对孩子们的身心健康都非常必要,我们佩服她离开这种关系的做法,尽管没有丈夫财政上的支持会使她面对一些困难。这个问题使我们和贝蒂最终能达成一致。  
        这一阶段剩下来要做的就是检查一下孩子们和他们父亲的关系,以及贝蒂和她的前夫以及她母亲的关系。家庭成员做了一些自我诊断,表达了他们认为贝蒂的沮丧情绪就是情境所致,是她第二个丈夫过去操纵的结果。一旦家庭成员表达出他们的想法,贝蒂似乎不再那么沉重。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孩子们似乎故意挫败他们的妈妈,目的是保护她。实际上,这是一种延续,当她和第二个丈夫在一起时所感到的无助感的延续。我们对这一阶段做了一个小结,强调要注意到他们上周所取得的进步,建议他们继续做家庭作业,并要求每个人对自己的那部分负责。这样贝蒂就能感到自如地控制自己的生活,并强化她和孩子们之间应有的界限。我们允许她把孩子们关在她的房间外一小段时间,从而为自己多留一些时间,那段时间是“她的时间”。  
    第三次会面  
            家庭的6位成员都参加了这次会面,开始的时候他们报告了家庭作业完成的情 况。安妮和贝蒂都赞同家里的情形正在好转,但是仍然有一方面需要努力。贝蒂报告,她也觉得好多了,因为她已经开始走到户外了,但她仍然觉得自己应该受到批评、指责,因为她不像过去那样爱她的妈妈了。她说,走出那段婚姻唯一的好处在于她拥有4个孩子,但是对她来说没有丈夫的帮助独自照顾他们是很“蠢”的。我们继续和她探讨这个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检查了她的外部支持人际关系网络,看看她是否缺乏社会支持。她进一步意识到过于依赖她的妈妈是一个近似致命的错误。安妮再一次干预,解释她和孩子们关系密切只是因为贝蒂自己不会这样做。这使得我们认为安妮和孩子们的关系过于密切,我们将对此进行干预,使这种情况尽可能少地发生。  
        我们把这种想法传达给贝蒂,说道:“我认为治疗实际上是关于你和你妈妈的,与孩子们无关。”他们两个人却认为情况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还是决定针对他们两个人进行治疗。贝蒂对情形的分析是,“我对我的婚姻的认识和感受影响到我和孩子们之间的关系。”安妮表示赞同,并提出当贝蒂对孩子们“无缘无故”发火的时候,他们彼此间就会出现问题。我们问安妮,为什么孩子们会走到她这一边,她回答道因为“她不在”。贝蒂坚持认为问题在于她不像以往那样爱她的母亲。我们指出她和她妈妈似乎扮演了互补的角色。接下来,贝蒂认为她需要给自己一段时间,于是我们建议她可以把它分配到家庭作业当中。这似乎很有效,并且它使我们回到家庭议程的轨道上来,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轨道上。因为我们错误地认为主要问题是在母亲和女儿之间,这使得我们遇到了如此多的阻抗。  
          同样,我们也遇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两次离婚后贝蒂还是需要一个丈夫。这可以解释为既是种族的,也是性别方面的问题,因为她是一个中年的美国黑人女性,带有4个孩子。我们还没有完全讨论像她这种情况的女人想要寻找一个适合做丈夫的男人所面临的现实情况。事实是在她这年龄组内,愿意承担起随之而来的家庭责任的男人相对缺乏。既然她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就应该全面强调一下它。另一方面,我们希望指出她找到一位丈夫的可能性多么渺茫不会引起她的沮丧情绪。而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决定当她获得对家庭及自身症状足够的控制力的时候,再探讨这个问题。  
            剩下的时间被用来和每个成员再建立关系及强化我们所采取的干预措施。贝蒂被告知下个星期她独自来,孩子们被告之只有当需要妈妈做决定时才去找妈妈,对此他们无可选择。通过解释他们对家庭的目标来进一步强化我们的干预。在贝蒂做出她想管教孩子们的陈述之后,我们会说她做得非常好,并以此来强化她作为权威的新的位置。  
    第四次会面  
            这是在取消两次连续的约定后的第一次会面,取消第一次会面是因为和教会的活动有冲突,第二次会面是因为汽车问题。当我们在中心的会客室中见到整个家庭时,贝蒂看起来好多了,似乎“抬起头”了。  
            我们在开始的时候问家庭成员他们这次想干什么。接下来的几分钟,贝蒂报告了前三周所发生的一些变化。这一部分是轻松、愉快的,她还报告了孩子们行为上的改正。安迪和约翰说他们的哮喘已经好多了。这一部分活动强化了他们的改变。贝蒂说她需要给自己多一点儿时间,以便找到一些家庭之外的朋友。  
      当贝蒂表达她需要一位同伴时,安迪打断并且说:“两个就足够了。”其他两个孩子也都表示赞同。我们注意到孩子们已经担当起保护他们妈妈的重任了。我们进行了干预,允许他们放弃这项工作,让贝蒂给自己足够时间,以便更加自主地与人交往,最终达到找到一个同伴的目标。我们建议她逐步建立家庭之外的社会生活,建议孩子们把自己看作“选择者”而不是“保护者”。  
            在这一阶段剩下的时间里,我们强调了贝蒂对更加社会化的害怕和担忧;我们也探究她对孩子们对抗所做出的反应。对这一阶段的小结,我们给她布置的作业是多给自己一些时间。我们提醒她,孩子们扮演了保护者的角色,而她的沮丧情绪源于她和他们的关系过于密切。她和孩子关系过于密切,最初是在她受辱骂和离婚之后,当家庭被锁定在这模式中,她不能正常地发挥其作为妈妈的功能。  
    第五次会面  
            我们这次会面没有约翰的参与,因为他忙于第二天的考试,在开始的时候,显然贝蒂变得更加沮丧。自从上一次会面之后,家庭的笑声和笑脸荡然无存,她似乎马上就要落泪了。她说孩子们正是故意避开她,站在安妮那边,当需要做决定的时候。她开始哭,并且说:“似乎是从没到过这儿。我们已经比过去走远了一段路,但是现在似乎又回到原地了。”在她的指导下,我们确实开始探究她的无助感的本质所在,这既可以使我们的关系更融合,也可以提供给我们诊断的材料。安妮开始对女儿感到失望和沮丧,并开始以满足孩子们的需要的重要性作为她的行为的借口,因为贝蒂不能做到这点。她说,贝蒂能够控制局面,能受到孩子们的尊敬。然而,安妮没有认识到她所扮演的角色对她女儿获得尊敬不能提供任何帮助。  
            我们注意到,由于贝蒂想要寻找一位伴侣,家庭体系退回到原先的行为模式,以此来阻止她的这种行动。我们当中的一位靠近她,指出前几个星期的讨论吓坏了孩子们,使得他们以行动来表示他们的对抗。我们解释说前几次的成功使得我们有权布置家庭作业。这样的权力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现在她应该更加强有力地保持这些变化的稳固性。然后,我们给她做示范,对孩子们持强有力的态度,鼓励她对他们有所要求。  
        在这些干预活动之后,我们尽量集中在贝蒂和一个男人的关系这一问题上。这时,安妮打断话头,说她不理解贝蒂为什么不讲讲她所卷入的一种关系。我们打断了她的话,以需要讨论治疗进程为借口,指出安妮正演示给孩子们和我们权威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拒绝进行那个问题的讨论,因为这可以让安妮领会到她对于贝蒂的无助感所发挥的作用是多么大。这一阶段的平衡保持在鼓励贝蒂作为权威角色发号施令,以及强化代与代之间的界线。  
    第六次会面  
            家庭成员们迟到了半小时,由于交通问题。每个人都来了,除了安迪,他呆在家里学习。贝蒂开始报告,她说她已经能够给男孩子一些新的责任。她进一步报告总的说来事情正在发生改进,但是她表达了想要更多独自外出机会的愿望。在这一段时间内,她讲述了她发生改变所遇到的困难。而我们又强化她,鼓励她去努力以获得成功。我们共同讨论了我们觉得孩子以行动表达他们的想法是关心她的一种表示。孩子们拒绝了我们的观点,但是她接受了,并和孩子们讨论了它的有效性。  
            然后,我们把干预主要集中在孩子身上,嘲笑约翰扮演父母的技能。其他的孩子笑得很厉害,让约翰在这一阶段尴尬极了,同时我们又指出约翰的技巧也是他们的技巧。贝蒂觉察到孩子们保护她是由于他们目睹了她受到的虐待。她还讲述了她和安迪得以改善的关系。然后我们对这一次会面进行小结,进一步强化她,给她分配外出社交的家庭作业,不让孩子陪伴她。  
            在行为上,我们看出贝蒂在这一阶段设定的议程上的改善,并在交互作用中占主导地位,教导她的孩子,而不是对他们作出相应的反应。我们注意到安妮保持在贝蒂和孩子们交互关系网之外。  
    第七次会面  
            贝蒂在开场白中报告她的社交方面以及控制孩子们行为方面的一些进步。我们表示赞许,以此来强化她,并让她讲讲这些改变给她带来的益处。然后,我们对安妮说:“我们很久没听听你的看法了。”她笑了笑,说:“我明白。作为姥姥的感觉很好。”她和大家一起分享她对家里所发生的变化的认识,这是一个强化。然后,我们探讨了一下孩子们所发生的改变。约翰说最初他怀念和妈妈一起外出。但是现在他不再噘嘴了,当他被留在家里,他可以和朋友们一起消磨时间,他很喜欢这样。其他的孩子似乎对已改变的模式不感到焦虑,而最大限度地享受这种自由。  
            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成功了,就问贝蒂下一步我们将要做什么。她赞同我们在这一阶段的治疗,但是她介绍了她想解决的一些新的个人方面的问题,并说她需要治疗对她的继续支持。因此,我们对继续治疗制定了一个新的合约。